他们没烧村寨，也没抓人，只是在寨口搭起棚子，将俚人部落隐瞒的户数、开垦的荒地一笔一笔记在木板上，旁边架着的火炮黑洞洞地对着寨门。
“太子殿下说，入籍的俚人免三年赋税，不入籍的，按‘化外之民’论处，部落不得与州县通商。”
翻译的声音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。俚人首领看着那些能炸塌山岩的火炮，终究是低下了头，在入籍文书上按了手印。
这些场景，在大唐的疆域上不断上演。
有地方官阳奉阴违，暗地里给士族通风报信，被巡按的谏官查出，当天便被摘了乌纱，枷送长安。
有老吏员熟悉地方猫腻，教唆百姓抗命，被新上任的县部长揪出来，打了三十大板后贬为庶民。
甚至有偏远县的县令，试图效仿前朝“瞒上不瞒下”，将新政章程锁在柜中，却被驿站快马送来的太子手谕惊出冷汗。
手谕上竟连他柜中章程的页码都标注得清清楚楚，末尾只写着“三日不推行，自请辞”。
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时代，道理讲不通时，便只能用权力说话。
李承乾的意志通过驿站传遍全国，府兵的甲胄、钦差的令牌、考绩的朱批，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，将所有阻碍一一勒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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