愤怒之余，张安平现在就迫切的等待着接头人联系自己了——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八字方针后，他就暗中发出了联络信号，想跟钱大姐留下的重庆的联络人碰头，但联系信号发出去后却始终未能见面。
他本来想将情报暗中送去曾家岩的，后来一想，速记员这时候就业了，这份情报就没必要送了。
1939年2月11，北方小年，正式从医院出来的张安平，因为受伤的缘故，还未得到回上海的允许，便在局本部兼职宣传业务——主要负责汪某人叛国后的针对性宣传。
这一日，他终于等来了回应见面的信号。
钱？
看着回收广告中的落款，张安平大喜，难不成是钱大姐？
当日下午，他便向戴老板的秘书丢了张请假条，上书：
我要去接头
随后便大摇大摆的离开军统，赶往约定的地点——
“反共先锋”“防共委员会委员”便是如此嚣张。
化妆后的张安平一眼就看到了在茶馆中的钱大姐，激动之余确定周围没有埋伏后，才跨步进了茶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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